在香港文學中，盧瑋鑾（筆名小思）被視為文學史的研究拓荒者《左遠清：香港文學批評史》。從她的幾本集子來看，包括《香港文學散步》、《追跡香港文學》、《香港早期新文學作品選》、《香港早期新聞學資料選》、《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及《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等，的確不能否定她在本地文學史上的研究成果。可是她的學者式散文，在本地文學創作方面，更有著不能輕視的地位。本論文在縱觀小思的散文風格與特色的同時，旨在從她的三本集子：初期的《路上談》，中期的《一生承教》及近期的《香港家書》來探討小思的散文藝術風格及其創作對本地文學的影響。

小思早期的散文充分展現出作者本身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感，從《路上談》的代序中，我們可以讀到作者的一番自白：“我當上教師後，便自告奮勇，要作青年人的好聽眾，也想從了解中，告訴他們許多應聽得話”。這本集子是作者在既定的范圍內運筆，多少也預示了作者在這集子所想表達的使命：跟青年人說話。因此，整本集子所表達的說理式散文，未能完全與散文藝術的高標準相符，這是不難理解的。《路上談》表現出一派開明老師的風格，說理清晰，懇切而不浮泛；由于是偏重于說理教義的命題上，文章牽涉的內容不免侷促。這在小思選題時已命定如此，卻又有著與白馬湖畔散文家的風貌，就如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的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潛、豐子愷等著名的作家，以誠懇務實的態度，從事青少年教育與文字工作。小思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寫這集子，當然跟白馬湖畔的作家頗有不同感興，但文中所表現出的理想目標、價值取向、人生興味，還有教育信念，連帶而來的文風大概，幾乎可以說得上是一脈相承。這也似乎說明了小思對豐子愷的仰慕是同出一澈的。

小思開始寫作時的對象是以學生與青年為主，往後一直保持那份慎思明辨的矜持文風，這誠然出自她師從唐君毅先生的那股潛移默化的教育工作者的責任感。但小思絕對不居高臨下。相反；很多時與其說是教人，不如說是小思的自勉自省文章。在這一個時期的小思，散文藝術風格大概受到使命感的約束，卻妨礙了其才情的全副展開。這樣的文風，對散文藝術有著一定程度的規限，并未令小思在文學創作上原地踏步，她卻是不斷地在自己所選定的格局中追求一種完美，而成就了“君子之文”。黃繼持在《一生承教》的序言中說小思的文章“香遠益清，亭亭正直。在本地蕓蕓作家中，她風神挺拔。”。

然而，在小思初期的《路上談》中，也有脫離單純說理的藝術性散文出現過，如集子中的《一夜生苔》。這些筆調讀來有些許像晚明小品，不依仗文辭華美，只求筆外之意如畫般呈現讀者眼前：“上星期內，有過幾場不大不小的夏雨，天氣熱得悶壓人，只差蟬聲，就是仲夏模樣了。一個早上回校，驀然又見紅磚上隱隱苔痕。”，從這些移步換影之跡來看，可以看出小思一步一腳印地把她的散文藝術體現和提升。

在小思年近四十歲的時候，寫出了《承教小記》，一向不愿多談自己的小思，以女性的敏感用“現代主義”的筆觸寫出懷念老師唐君毅先生的文章，讀來平實而感人：“我，從沒有在文字上，如此展示自己的過去，裡面包含了許多缺點、軟弱、無知。為了表示對吾師唐君毅先生的追念和敬意，為了讓還不知道唐老師的同學，知道世上曾有這樣的好老師，為了使自己對當下的缺點、軟弱、無知，有不斷的自省能力，我愿意敘述三段往事”。她以學生的身份寫出如何從老師的教導中所得著的具體教誨來追悼對老師的哀思，這是小思文中不常有的文風，卻又寫出了儒家的尊師重道思想，更能把小思對忠于儒家學說的唐先生那份尊重之情充分地表現出來。可以看出小思的文風在這一個時期產生了風格上的變化，不用“說教”而可“自由”舒展，文字風格也見超升，然而這未嘗不是小思真實的感思。

好的散文猶如觀山水，渾然天成而不見斧痕，把文理如詩畫般娓娓道出。小思的《香港家書》已經完全脫離了從前則重于“說教釋義”的單純目的，而是變得更加空靈。似是慢不經意的點畫，卻構建出線條簡單而感悟深遂的散文藝術；是外疏內密的近似散文詩的筆調。當中《意筆寫江南》說：“四月，我打江南走過，看，春色如許。白玉蘭開了，梅開了，櫻開了，柳仍嬌慵，桃花也遲延步履，西湖畔春痕尚淺。如果這回只為尋色而來，未免失望，但西湖之外，尚有人間風貌，山水多情。”。從寫景文章說起，景即入文，用景寓情，而情又可悟理。景、情、理互相映襯的文學手段是傳統詩人文士的慧心結晶。這關鍵在于，觀景之人，有否植根于生活的實感？由此可見，這些寫意鋪張而文思慎密的小品文，內蘊啟發後學的情理，流淌出小思個人的散文風格，從而追求她自己的一個自我完美的散文藝術境界。